不过，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于2013年提供了正式的非约束性解释，说明了《指导原则》中的直接联系并非指公司与人权损害之间的直接联系，而是指公司的产品、服务或业务通过另一家公司（商业联系）而与人权损害之间的直接联系。

这时，唯一能够救杜德里和史帝芬的就是杀了那个男孩，他们才不至于死于饥渴，否则没有任何其他活下去的希望。除非该当或者自愿（而对生命即使是自愿也不允许，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没有后悔的机会），身体也不能成为他人有用的手段，而只能是目的。

光我熟悉的，身边就有两例。2005.4.24，丹佛大学 进入 高一飞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制评论 。那位汤院长说，这次手术是否违法还在调查当中，也许事实的核实是需要调查的，但在事实无异议的情况下，是否违法还需要调查吗？如果这样的行为还不违法，那它一定是允许人吃人的恶法。这个案件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即使是金庸也很难想象的情节出现了：一是必须有一个人死才能使其他人得救。就在第4天，经过的船只发现了他们，他们得救了，而且活下来了，但正如大劳德法官所说，他们活在一种最低下的姿态中，他们被从福尔矛斯港口带到了爱克斯特受审。

至于那位没有参与杀人、但没有制止杀人又吃了人肉的布鲁克斯，我们只知道他因此而被定罪，定的是什么罪，没有查到相关资料。记者通过采访证实了此事，采访中，涉事医院院长及医生不但表示此种事情早已有之，还坚持认为他们 在做一项公益事业。无论是轻罪重罚，还是重罪轻罚，都是为罪刑均衡原则所坚决禁止的。

对以上几种情况都有学者或者司法部门的同志提出过犯罪化的建议，今年人大代表有人提出过将性贿赂犯罪化，昨天的新京报有人提出当前我国刑法打击赌博罪的重点是开设赌场的庄家、组织引诱赌博的赌头以及以赌博为业者，存在重庄家轻参赌的倾向。有吸毒就必有买毒，就使贩毒者有了市场，有了贩毒就必有引诱、欺骗、强迫他人吸毒的行为。但也不能将其犯罪化，对其定性为一般违法行为让其处于一种边缘状态是适当的。这就是刑法尊重人性，保护自由的价值。

中国历史上，沈家本等人与礼教派的争论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所谓无夫奸（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非婚同居，只是由于男尊女卑，只针对女性而已）是否应当规定为犯罪。他讲的是实话，守旧老人撒了谎……。

所以对于吸毒者，各国法律往往把他作为治疗对象而不是犯罪主体。某种社会丑恶现象一出现严重的势头，就有民众、媒体甚至于人大代表提出建议，主张应当通过新的立法、按犯罪加以打击，这类丑恶现象中典型的有卖淫嫖娼行为、吸毒行为、性贿赂行为、见死不求行为、赌博行为、观赏淫秽物品的行为。法理派同礼教派之间的斗争的具体表现是关于新刑律草案的争论。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大力倡导下，罪刑均衡原则在西方国家的刑事立法中逐步得以确立。

我认为，联合国文件禁止将卖淫嫖娼非法化也正是基于这个角度的考虑。攻击沈家本等人在 无夫奸问题上失之太过，甚至提出无夫妇女与人和奸后生下的私生子必不是好人的奇谈谬论。卖淫合法化的一个好处是，通过对妓女征税，可以使妓女和嫖客的利益安全得到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使妓女摆脱剥削，不必完全依赖于淫媒。潺潺的知识小溪枯竭了，牲畜因干渴而死去，粮食在田野里枯萎，无知山谷里饥声遍野。

同样，我们不能把自己欣赏淫秽物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样容易把具体的善归入统一的恶的范围。

在受到威胁和盘剥时，能有更多的机会寻求警方的保护。同样，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时，在刑法总则第4条中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如卖淫嫖娼与组织卖淫嫖娼、参与赌博与充当赌头、观赏淫秽物品与贩卖淫秽物品。所以今天喜欢欣赏淫秽物品的人不愿意让人知道，是因为怕道德的指责，而对他自己和社会不一定有害。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沈家本等人也搬出礼教经典著作来论证无夫奸行为即使在古人看来也不为罪。如吸毒、卖淫嫖娼、赌博、欣赏淫秽物品，这些行为本身是自愿行为，也不直接损害他人的利益，属于刑法上所说的无受害人行为，人们这所之确定其为违法，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这些行为的相关行为有害，而这些行为是直接危害他人利益的。关于无夫奸问题，在资政院议场的最后表决中，沈家本等人的主张还是遭到了否决。所以对思想文化的判断尤其体现了宽容的必要性。

至于说私生子多秉戾气，将来必不是好人，那更属荒诞不经。对以上行为世界各国一般都不规定为犯罪，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考虑以下的因素：一是刑法应当尊重人权，不能因为犯罪化而牺牲人们的基本人权。

就性贿赂而言，两人的性行为是否存在交易就很难证明。也就是说这种行为并不具有天然的恶，只是一个时代基于社会秩序和人们的容忍度的原因，在民主的旗帜下确立规范，将其确定为犯罪。

清朝末年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围绕道德与个人自由的争论。而革新派则认为在自由人权问题上法律的禁区越少越好。

但是在卖淫合法化的国家并未发生这种情况。有的行为虽为违法，但确定其为一般非法行为具有历史原因，这类情况典型的是观赏淫秽物品、经同意的成年人间变态性行为，通奸行为。另一个例是同性恋行为，因为这是由天生的性趣向决定的，正象同性恋者自己所说的，这是上帝的决定，对其作为犯罪处理（作违法处理也不行），违背人性，因而侵犯人权。就见死不救而言，它要求明知他人处于危险状态、有能力予以解救而不解救，那么对于普通人是否明知他人的危险状态、此人有没有能力解救他人都难以取证。

所以还是且慢乱提某某行为应当规定为犯罪要好。因为 "古来私生子贤哲者亦属不少，未必非私生子即尽是好人。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邓丽君的歌虽然不一定代表先进文化，但是这些当初我们认为是淫秽物品的文化却能带给人们健康的享受。因为刑法是一把双刃剑，在保障秩序的同时也容易侵害公民自由与法律公平。

他们以社会代表的姿态出现。1997年5月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发生了一起叫David cash 的人在而所目睹一个自己的伙伴强奸一个7岁小女孩而没有救助的案件(Outrage Follows cold reply to killing, Boston globe, aug,7,1998,At A1)，但法院最后没有对这们见死不救的人定罪， 1997年的这个案件中，被告人辩护说，我不救助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不认识这个女孩，就象我不认识巴拿马的饥饿儿童和死于疾病的埃及人一样。

卖淫是一种没有受害人的行为。在生活中真正自己主动希望吸毒的是少数。在荷兰，不仅性产业是合法的，罪犯在监狱服刑时，国家允许其与性伴侣同居，自己没有性伴侣的，国家每周免费为其提供妓女，因为性权利被认为是和吃饭一样的人的基本人权。行为的程度不具备刑法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社会不应当用过于严厉的方法干涉个人空间

是一种公平而不正当的刑罚（even but unjust）。由生命的价值的至高无上性中必然地得出了应该对人的生命予以普遍而绝对的尊重的结论，对生命的认识是判断死刑是否符合人道性要求的决定因素。

死刑是公正而不人道的。国家的刑罚就使被害人放弃了以私力救济形式出现的报复，从而防止了犯罪。

以上就是死刑不人道的原因，因为被判处死刑的人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伤感、遗憾、宽容之心，而使人们感到：如果对罪犯处了死刑，就会产生不忍、不快，因而形成不人道的感受，但是，正因为这种感受来自于人的内心，所以它的存在的程度也难以衡量。防卫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威慑效果。